作者/杨峻

  这是一个衍生思念的季节,今晚尤是。

  乘着些许酒意,我信步踱出门外。不知为什么,月亮圆润得出奇,像一个硕大的玉盘,镶嵌在头顶。月光似水一般,从天空泻下来,悄然无声地流淌在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不知不觉,我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从西门古渡横过潇水,来到了柳子街。这是永州唯一的仿古街:正中间的路面约两米宽,由青石铺成,为专供古人策马和行轿的通道。在月光的辉映下,青石板路散发着莹澈的银光,一直向远处延伸。人踩在上面,一股清凉从脚底往上传递。在这样的夜晚,柳子街似乎远离了城市,隐去了往日的喧闹,触目可及,只有月光,一切笼罩在月色的静影里;就连耳边愚溪的水声,也是那样的柔和而均匀,如同婴儿的呼吸。

  此时,西山脚下出现了一柱灯光,出奇的明亮,牢牢地吸引住我的视线。踱步至前,原来是一间茅屋,四周围以竹篱,庭院里藤罗蔓缀,其间堆砌了一些造形奇特的石头。我正诧异,一个声音悠然从屋内飘出:“中秋月明,有客夜访,何不入内?”

  我怀着疑惑而又好奇的心绪推开柴门。屋内,一位身着青衫,面色清癯的老先生端坐案前,旁边站立着一个手执竹扇的书童。看着先生有些熟悉的脸庞,以及头戴冠缨,手拂长髯,秉烛而读的姿态,我心中一惊:“莫非……?”

  先生看出了我的疑惑,微微一笑:“不错,老夫正是河东柳子厚。”

  那一刻,我感觉像在“云深不知处”的密林里寻觅,失去方向却突遇高人指点迷津;又好像长时间饥渴难耐,眼前蓦然发现清洌的甘泉。我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先生,这是我一直……希冀的,但是这样唐突,实在……惭愧。”

  “《诗·郑风·野有蔓草》云,‘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既然有缘,何必拘泥于形式?”先生用亲切而又用深邃的眼神看着我,“年轻人,你是带着问题而来,当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方能探幽穷赜。”说完,先生示意书童给我倒来一杯茶。

  茶香四溢,心神俱静。

  也许是感受了先生的鼓励,我说:“我仰慕先生博宏的学术,可天性愚钝,对于先生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著述,即便皓首穷经,也难窥一二。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踏入柳学门槛,首先吸引我的,还是先生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和积极进取的索求精神。有学者称之为民族精神。譬如先生自小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立志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抱负,并且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也是先生永贞革新舍身忘我,永州十年著书立言,柳州刺史任上筚路蓝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

  先生呷了一口茶,放下手中的书本,“看得出,你是一个有心人。这也是湖湘一带民众尤其是青年的特点。谈至精神,古时楚国虽为边鄙蛮夷之地,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湘楚一带,民风强悍,山水奇绝。湖南人也具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偏安一隅,怀治国家之方略;身无半亩,却以天下为己任。‘内圣外王’是所有读书人立命的根本,但在湖南人身上有最充分的体现。昔屈大夫作《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苟余心之端直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贾长沙借鹏鸟抒情,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大人不典兮,意变齐同;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说到这里,先生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贾长沙与我,同为半个湖南人。”

  先生的言谈举止,那样大度随和,使我如坐春风,如临秋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先生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以为先生上承屈原、贾谊之功,把自己的文学、思想与湖南本地区域内的文化特质和传统因素相结合,形成和丰富了湖南区域内的特色文化,构成了湘学原道的思想源头。下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流----永州文化,并使永州文化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故唐宋代以降,湖南人才蕴蓄集聚,厚积勃发。宋周濂溪‘出污泥而不染’,明王船山‘六经劝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特别是近现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湖南英才辈出,领一时之风骚。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无湘不成军’,‘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谭嗣同投身维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黄兴缔造共和,‘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先生颔首道:“《大学》言,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为儒家的最高理想。孔子赞扬‘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己’的人生态度,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北宋的张载概括得很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便是老子的消极无为,其实也是一种‘以无事取天下’的积极政治理论,是以退为进,以曲求伸的特殊途径。读书为报国,文人成脊梁,这也是你们今天谈论的中华复兴的精神渊源。”稍顷,先生像是在解释说,“你我相隔千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从认识学的角度看,可以抛离时间和空间的羁绊。我们的世界你们知晓,你们的世界我们也了解一二,所以谈话尽可纵横古今,涵盖中外无妨。”

  “时空隧道!”----我脑海里闪过这个词。

  “先生,有个问题困扰我已经很久了,你也知道,当今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伟大的时代需要一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但现实令人失望。于是很多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泱泱大国为何难产大师?从历史看,中国出大师集中在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时期,出现了以先生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二程朱熹;三是五四运动前后,有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等。而大洋彼岸的欧洲从14和15世纪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布鲁诺、伽利略、康帕内拉等一批伟大人物。伟大的时代和伟大人物同时诞生并相辅相成。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项领域里全方位的缺少大师,这实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听到我的问题,先生略显疲惫的眼神明亮了起来,声音的分贝也提高了不少:“在我们的时代,是没有大师称谓的,接近的可能是‘圣贤’、‘先贤’,譬如老庄、孔孟、屈贾。成为大师有两个必备的内在条件:一是超乎寻常的智力,二是超乎寻常的素质。比较起来,我更注重后者。有学者说,成为大师必须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必须对真、善、美有一种感悟力,并且视之为生命的一部分。欧洲的伏尔泰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柏拉图将人的精神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贤者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使是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先生,我感到困惑的是,自古以来,中国从不缺乏舍生取义、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今天就销声匿迹了呢?今之学者袁绪程认为,与我们几乎有同样经历和相似制度的邻国——从沙俄到前苏联再到今日的俄罗斯,就不缺乏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这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的良知和科学的脊梁。以俄罗斯文学为例,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决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人。怀着深深的救世精神和赎罪感,为俄罗斯野蛮专制及苦难而忏悔的俄国知识分子,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没有停止写作。正是由于有这种伟大的精神,俄罗斯文学之花才开得如此灿烂,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有所在。”

  “这就需要‘只为苍生不为身’的理想和精神。此外培育大师的环境也很重要。比如最近清华大学教授--旅美著名画家陈丹青,因门下中意的学生政治和外语成绩不及格而读不了自己的研究生,遂提出辞职,并直指教育弊端为: ‘大学国有化,教育产业化,考试标准化,学术行政化’,固然言语偏激,但其情可原,其心可鉴。”先生缓缓的说,“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你刚才提到的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五四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风气开化、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孔子才得以周游列国。我所处的唐代,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的时代,经济发达,国力占世界四分之三,也就是你们现在统计的GDP。太宗皇帝废止了汉代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自由替代专制。虽然这种自由十分有限,但文化艺术创作却得以声势浩大,星河灿烂。影响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是简单的文化复制,事实上它是神权的式微,人性的弘扬和解放,与其后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脉相承,成为恩格斯所说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有个细节值得思考。与中国历代的崇奉历史人物尤其政治人物不同,欧洲人对文化艺术大师有着使徒般的情结。法国的先贤祠安葬了72位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我非常认同先生的观点。但是先生,环境靠什么来营造,来保证?是制度吗?先生不是主张‘条纪纲’、‘齐法制’,提出‘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吗?”我有些急切的问。

  “纵观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治民”、“牧民”之术是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期间曾开创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比较繁荣昌盛的社会局面。民本主义是以道德教化民众,用礼仪约束民众,本质仍然是‘人治’。《左传·庄公十一年》记鲁国大臣臧文仲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渤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太宗皇帝称得上是纳谏和‘罪己’的君主,曾作《金镜》曰:‘暗主护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长善。’并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但是罪己和罪人,只是明君和昏君的区别。韩非子言:‘废势背法而待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世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世乱也。’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形象,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们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支配,从根本上说,是人治替代法治的结果。”

  “法制既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必须人人平等遵守。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曾在永州作《送薛存义序》,提出‘官为民役’的论断,认为官是民众所雇佣的,民众所出的赋税就是所付出的酬劳,对官吏的任免、赏罚的权力在民众,就像雇用佣人一样。但是囿于时势和视野,我对此并没有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尤其是对民众的政治权利没有作更深入研究。”先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其实唐宋两朝,士大夫之待遇,亘古未有,人格独立,俸薪丰厚,‘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现象普遍。士大夫阶层即便政见相左,思想各异,但惺惺相惜,互为敬畏,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用你们今天的话说,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可惜,如王桐龄《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先生言犹未尽,语气中带点遗憾。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一部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引发了坊间热论,更有许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见仁见智,我搜集和整理了相关的资料和记录,大致可以得出两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其一,何谓大国?图强与建设一个好国家孰重孰轻?窃以为,大国崛起的终极目的应是人民的福祉,是使人民过得幸福和快乐,而非我们记忆中的坚船利炮;其二,大国崛起之道在哪?认同最多的,是制度。诚如一位学者的观点,文化只是精神资源,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并不关夫国力,关夫国力(以及正义、秩序、效率、安危)的乃是制度。清末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早已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政制,其末在商贾。请问先生以为然否?”

  先生目视前方,若有所思,似乎突然又走进了尘封已久的历史:“美利坚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有句话值得肯许,开始是人创造了制度,后来是制度创造了人。但就制度的历史而言,中国远比西方早。由周公始,中国的统治者就试图设计一个完善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到始皇一统,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奠定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并影响整个世界。百代都行秦政制。当然,今天看来,先秦法家强调的法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很大的区别;秦制是专制,与近代君主专制如出一辙。但是秦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这方面贾太傅的《过秦论》与我的《封建论》都有述及。”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趑趄不前,中有农耕文化落后于工业文化,封建主义退步于资本主义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统治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注重学习借鉴,每与机遇失之交臂。有唐一代,尚称得上风气开化,玄奘西使,鉴真东渡,辟通丝绸之路,引入印度佛教,中西方交流初启。有个资料你也知晓,古代中国创造出的一系列发明多发生在唐代和宋代,构成了欧洲未来产业革命的雏形。然天不假年,朝代更迭,无以为继。明清以来,更以天朝自居,逆时而退,闭关锁国日甚,所谓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思想盛行。执政者视天下为一己、一家、一族、一团体之私,惟恐国门一开,民风异体,专制动摇。此消彼长,衰败自是必然。”

  “先生,欧洲国家作家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从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各国发展的历史看,有四条是促进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最重要的因素:自由市场经济、法治、宪政、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或许也可以这样讲,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接过先生的话题说。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天欲堕,赖以柱其间。这个‘柱’,就是制度的生命力……”

  先生正欲就此展开,忽然,窗外传来一声清脆的鸡鸣。书童走上前去,轻轻说:“先生,是归去的时候了。”

  整理了一下衣冠,先生离席而起,眼神仍然是深邃而亲切:“年轻人,今晚的谈话颇有意思,但愿它只是开始,而非结束。”

  我深深一揖:“感谢先生的耳提面命。”

  抬起头,先生、书童连同茅屋倏然不见,像一缕轻烟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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