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久已脍炙人口,多年来一般人对于他在永州就写了这八篇游记似乎没有任何疑议,因为各种文学史著作也几乎都是如此介绍的。
然而凡阅读过柳宗元文集的人都清楚地知晓,他在贬居永州期间实际上写了九篇山水游记。正如高海夫先生在他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一文中所指出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自然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永州八记’。他在永州的记游之作,除了这八记以外,还有一篇《游黄溪记》。”[1] 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但是人们从来不曾把这一篇也包括在内,称之曰‘永州九记’……”。[2]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其所说的“人们从来不曾把这一篇也包括在内”。因为早在宋代,精心刻印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所编的《柳河东集》的韩醇就在《游黄溪记》的题目下面加注道:“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为记凡九,皆记永州山水之胜,年月或记或不记,皆次第而作耳。”。[3]这足以说明,至少从那时开始,人们就已经将柳宗元在永州写的九篇游记作为一个整体来向读者介绍了。
从唐代一直到比较热衷于柳宗元研究的明清两代,尤其在乾隆之前,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提法多如牛毛,却从未有过“永州八记”的说法。如在明代有“游山水诸记”[4]、“山水诸记”[5],“钴鉧潭诸记”[6]、“永州诸记”[7]、“子厚诸记”[8],甚至有“黄溪诸记”[9]的提法。而到了清初,则有称之为“子厚游记”[10]、“柳州游记”[11]和“柳州诸记”[12]的。
我们发现在《柳河东集》中,刘禹锡还非同寻常地将写作时间显然在其他八篇“永州游记”之后的《游黄溪记》作为该集的第二十九卷“记山水”这一卷的首篇,这其中肯定有他的用意。刘禹锡是柳宗元的挚友,他在《河东先生集序》中提到了柳宗元在柳州陷于沉疴、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郑重地将书稿托付给自己时的情景:“(柳宗元)……病且革[音亟,急也],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四十五通,行于世。”[13]
柳宗元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毅然将自己的书稿交给刘禹锡,足见他们的文心也是相通的,因而在《柳河东集》的编辑上肯定也是比较符合柳宗元的意愿的。而把《游黄溪记》放在永州诸游记的最前面,或许就是柳宗元本人的意愿。因为这篇游记从一开头就极力赞颂永州山水之美,完全象是永州山水之游的导引:
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14]
韩醇在这段文字下面特地加了注释,指出柳宗元那句“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模仿的是班固在《汉书》中的写法:“《汉书·西南夷传》:‘南夷君以十数,夜郎最大。’此下凡用滇最大、邛都最大……公文势本此。” [15]由此可见柳宗元善于借鉴前人写作的妙法,并做到能活学活用。
在这篇散文的一开始柳宗元就将永州放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来加以观照,并最终得出了“永最善”的结论,其推崇之心可想而知。紧接着柳宗元又用简洁的笔触介绍了永州所辖地区的地理位置并极力推崇“黄溪”这个地方,认为在所有的永州山水之中数它最美:
环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16]
与将永州山水之美推为全国之首一样,柳宗元在这里又将黄溪的山水之美推为永州之首,足见其对黄溪的喜爱。众所周知,《游黄溪记》的写作时间是在其他八记之后,柳宗元显然是在游览了永州的其他山山水水、并进行了充分的比较之后才作出“黄溪最善”的结论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在永州的所到之处中,黄溪的景色是最漂亮的。
与其它八记不同的是,柳宗元在这篇游记的最后还在写作此文的年月日下特意加上了一句:
归以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17]
不难设想,柳宗元在游罢西山一带之后又游览了黄溪,并被其美丽的景色所深深吸引,归回寓所之后就写下了这篇游记。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这可能就是他在永州写的最后一篇游记,而其他八篇游记均未对永州的山水作任何整体的评价,于是特地在本文中用两个“善”总结了全国及永州山水之美的精华之所在,并以此向人们介绍,希望大家都到这里来游玩。这恐怕就是《游黄溪记》被“破格”放在卷首的主要原因吧。
《游黄溪记》在描述上之优美程度与其他八记相比,显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请看:
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18]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柳文简洁明快、形象鲜明的特点,这不禁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了《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粱。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嶔然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以及其他几篇游记中与此类似的生动描写了。
柳宗元在《游黄溪记》中接着写道:
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采若白虹,沈沈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頦颔龂(龈)齶。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19]
正因为《游黄溪记》写得优美,古往今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清代的林纾说:“黄溪一记,为柳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20]当代学者顾易生先生也说:“《游黄溪记》也是相当成功之作,且看它对黄溪一带景色的描绘,……一路写来,山容水秀,争奇竞秀,历历如看溪山无尽的图卷,十分引入入胜”。[21]
总而言之,文笔与其他八记如此浑然一体、同时又兼具永州山水的导游和总结功能的佳作《游黄溪记》,竟然会被排斥在永州游记之外,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高海夫先生接着在文中还讲到了《游黄溪记》之所以“单独成篇”的理由:“‘永州八记’前四篇写于元和四年,后四篇写于元和七年,中间虽相隔两年有余,但这次搜奇寻幽却是一次有计划的、前后相互衔接的游览活动,从地域上看,又是集中在永州州治西南一隅的近郊,以西山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八记正是这次活动全过程的记实……《游黄溪记》写于元和八年,时间虽与八记的后四篇相去不远,但因黄溪在零陵县东七十里,地域既相距颇远,活动也不相连属,所以这篇虽也是记永州山水的名作就单独成篇,而不在八记之列了。”[22]
笔者认为,既然统称为“永州游记”,就理应将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所有游记都包括在内,而不应该因为同在永州的“黄溪”由于距离州治附近的“西山”一带比较远、其活动又与西山之游“不相连属”就将其排斥在外。不难设想,倘若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游记数量比较多,那么将其中描写西山一带景色的八记作为其代表作而冠以“永州八记”的名称,那倒也情有可原。现在却是唯独将《游黄溪记》排斥在外,这显然违背了作者的初衷。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现象的、“永州八记”的提法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清水茂先生说:“此名不知始于何时”。[22]陈幼石先生也说:《游黄溪记》“不知何故未被收入“永州八记”的标题之下”。[23]
实际上,最早将那八篇游记与《游黄溪记》分割开来的是清乾隆年间的常安,他的初衷是赞誉描写西山的那八篇游记的写得浑然一体,他写道:“西山八记,脉络相通,若断若续,合读之,更见其妙。”[24] 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柳宗元描写西山的那八篇游记尽管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但充其量只能被称为“西山游记”,而不能统称为“永州游记”,更不能称之为“永州八记”。
那么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永州八记”并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使后人只知其“八”而不知其“九”的呢?此人就是以喜好游山玩水而闻名于世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正是他大笔一挥史无前例地写道:
宗元“永州八记”,虽非一时所成,而若断若续,令读者如陆务观诗所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绝似《水经注》文字,读者宜合而观之。[25]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观点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然开了金口说是“永州八记”,有谁还再敢提“永州九记”?这恐怕就是几百年来“永州八记”的说法之所以广为流传并如此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了。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偏偏要将《游黄溪记》排斥在“永州游记”之外呢?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恐怕是他看了常安的评论后,误以为柳宗元在永州就只写了那“西山八记”,从而认为称之为“永州八记”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可能就是因为《游黄溪记》这篇散文的后半部分考证了“黄溪”这一地名的来历,同时还提到了这个地方居住着汉代王莽的后裔:
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後也。”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黄与王声相迩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26]
柳宗元在不经意中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融合在游记之中,实在是妙不可言。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在乾隆皇帝看来恐怕有点不太顺心了——因为那个王莽,是个一度篡夺汉室政权的野心家,帝王们对他往往是讳莫如深。
就弘历的治学态度而言,恐怕不会不看原著就贸然将常安的“西山八记”直接改称为“永州八记”。因而很可能是“王莽”这个字眼触动了他的神经,他害怕人们回忆起汉朝的这段历史,更害怕有人仿而效之,进而动摇自己的政权。于是干脆将其摒弃在外而只提“永州八记”,以期让人们永远不再去注意《游黄溪记》,因而也不会再回忆起王莽了。
而写作此文的柳宗元根本是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顾忌的,因而在文章的最后他还特意说明了“黄神祠”的来历: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27]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终结了将近一百年的21世纪的今天,以乾隆皇帝一家之言为准的“永州八记”的提法也完全应当纠正过来,以便将《游黄溪记》这篇精彩的游记恢复其在一千多年前的本来面目,使其与柳宗元在永州写的其他八记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在哪部文学史著作中开始出现“永州九记”的表述,人们一点也不必感到奇怪。
 
【注 释】
[1][2][22]高海夫《柳宗元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3][14][15][16][18][19]柳宗元《柳河东集》 据宋代世彩堂刻本编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新l版第469页
[4][明]吴讷《皇明文衡》卷五十六
[5][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6][明]茅坤《唐宋八人家文钞》
[7][明]王世贞《读书后》卷三
[8][明]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
[9][明]胡侍《真珠船》卷三
[10][11][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12][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13]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 见《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新l版
[17][26][27]柳宗元《柳河东集》据宋代世彩堂刻本编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新l版第470页
[20]林紓《韩柳文研究法》
[21]顾易生《柳宗元》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第1版
[23][日]清水茂《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
[24]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
[24][清]常安《古文披金》卷十四
[25][清]爱新觉罗·弘历《唐宋文醇》卷十六
【参考文献】
[1]刘光裕、杨慧文《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2版
[2]何书置《柳宗元研究》   岳麓书社1994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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