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主席批发了中共中央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给全党,供批判用。随即,“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而且是要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的斗争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文革”中既得的权势。他们虚构了一个“儒法斗争主线论”,把我国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儒法斗争史”,说什么“两千年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今后”。在这一时期,凡所谓法家皆予肯定,凡儒家皆予否定。柳宗元被誉为“中唐后期卓越的法家代表”,“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柳宗元的部分著作得以大量出版,一时注家蜂起,评论文章铺天盖地,大都贴上“法家”的政治标签。
1975年1月出版的《法家人物简介》(吉林大学《法家人物简介》编写组,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变法”、“撰写《封建论》,驳斥复古谬论”、“坚持唯物论,反对天命观”、“倡导散文革新,留下大批诗文”。其主要依据是《封建论》及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的一段话:“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柳宗元是尊孔还是反孔,是儒家还是法家,只要认真看看他的著作,了解他的言行,情况便一清二楚。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属于儒学的民本思想,但有所发展。他的一生是尊孔、行孔的。杨荣国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5月)也曾说过:“柳宗元毕竟是儒家学说的拥护者”。
他发蒙受到的是儒家伦理、经典教育,精通儒学的父亲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母亲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一生最信仰的是“尧、舜、孔子之道”。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言“尧、舜、孔子之道”及“圣人之道”达十五、六处之多,认为“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劝说“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对孔子及儒家经典表现了十分的崇敬。他在《论语辨·下篇》评价“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已;下之无汤之势,而已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将孔子与尧、舜相并而论,评价不可谓不高。还认为孔子是继承尧、舜生民之道的圣人。从政后,积极用世,参加“永贞革新”,其目的是“立仁义,俾教化”“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思想。遭贬后,在永州十年,研读百家之书,“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与杨诲之第二书》)。“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心系国事,为民请命。在《答周君巢书》中表明“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信奉儒学的态度更加坚定。柳还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说:“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虽夭其谁悲?”认为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社会,应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为追求尧、舜、孔子之道,虽然短命也毫无遗憾。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生命的最后四年,被贬斥到更加边远的柳州任刺史,重修府学和孔庙是他尊儒的重要佐证。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孔氏之道尊而明”。最后表示了对孔子“永永是尊”的恭敬虔诚。纵观柳宗元的一生,他高扬的是儒学的大旗。在批判《国语》时,也不忘维护孔子的威信。在《非〈国语〉·料民》中说“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引用《论语》的内容批判迷信鬼神之说,维护“圣人之道”。
不可否定,《封建论》吸取了韩非等法家的社会历史观,但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非圣人意也,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决定于“生人之意”即人民的意志。诚然,《封建论》批判了儒学的天命论、分封论即封候建国之论,但提倡的是废天命而行仁义、公天下,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的观点。他的否分封而行郡县也是“建立在孔子尊王和孟子尊王贱霸的学说基础之上的”。
值得指出的是,柳宗元对传统儒学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建树,为建立新儒学而呕心沥血。他赞同唐初的新儒学、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曾称陆质为师,研读陆质著作。试举一例,他的“大中之道”说。章士钊先生将柳子文中的“大中”、“中”、“中道”、“中庸”、“时中”等说法归纳成39条之多,“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与周君巢书》)把“圣人之道”阐述成“大中之道”,提法不同,实质内涵一致。柳的“大中之道”是对儒学传统观念“中”或“大中”的发展、创新,正如孙昌武教授所评价的:“在柳宗元那里,‘大中之道’是作为与‘大惑之道’对立面出现的;而‘大惑’主要是惑于‘天命’‘天人感应’的迷信。因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是以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体现着重视人事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柳对解释儒学的“章句学”死抠字句,搞教条主义十分不满,斥之为“腐烂之儒”。为了重振儒学,他敢于批判儒学里一些陈腐的观念,大胆提出新的学说。并强调对“圣人之道”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说得很明白:“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予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岂可以说读为哉?”特别是,他主张儒学吸纳佛、道、法等各家学派中有益的成分,并身体力行。如前所述,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里就谈到了这一大胆的设想。佛教,也认为有可取之处,“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把佛道当作诸子学说中的一家,吸取有价值的方面,融合各派思想,为“佐世”服务。刘光俗先生认为“柳宗元是儒学的信奉者,同时又是儒学的革新者;称他是宋代儒学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柳宗元与儒学》,载《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孙昌武教授的研究结论是:“儒学自‘汉学’向‘宋学’的转化,标志着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史的巨大转变。”柳宗元“在所谓‘宋学’建立的酝酿期中,在思想学术转变的潮流中,是积极的、有独特建树的人物。”(《柳宗元评传》)
综上所述,文革中拔高柳宗元,称其为“中唐后期卓越的法家代表”,“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是一段插曲、一场闹剧。需要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研究学术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割裂历史人物的思想体系,要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决不能采取适用主义的手法,为我所用,任意肢解。 (作者:吕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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